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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交银施罗德而言，正视绩差产品问题、落实费率与业绩挂钩、完善问责机制，不仅是响应监管要求，更是修复投资者信任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
文/财经观察者
公募基金行业正处在向“重回报”转型的关键期，监管层多次强调基金公司需建立与投资者回报深度绑定的机制，打破“旱涝保收”的盈利模式。然而，银行系头部基金公司交银施罗德旗下多只长期绩差产品，仍在持续收取高额管理费，投资者巨额亏损与公司稳定收费形成鲜明反差，行业转型的深层矛盾由此凸显。
交银施罗德作为国内首批银行背景基金公司，背靠交通银行（持股65%），成立以来规模稳居行业前列。截至2025年末，公司管理公募基金规模达5023亿元，总资产87.29亿元，当年实现净利润7.65亿元，盈利能力持续稳健 。在交通银行2025年年报中，交银施罗德被描述为“立足高质量发展要求，以投资者需求为根本，构建长期主义核心竞争力，切实提升投资者获得感” 。但这份“获得感”，在其部分主动权益产品投资者身上并未体现。
长期业绩疲软是交银施罗德部分产品的突出问题。数据显示，公司旗下至少6只成立超过3年的主动权益产品，截至2026年5月累计收益率持续为负 。这批产品大多聚焦A股市场，涵盖消费、成长等主流赛道，由公司资深基金经理管理，却长期未能为投资者创造正收益，甚至大幅跑输业绩基准。
其中，交银内需增长一年混合基金的表现极具代表性。该基金成立于2020年12月，采用“沪深300指数×65%+恒生指数×5%+中证综合债券指数×30%”的业绩基准，定位国内内需主题投资 。截至2026年5月12日，基金成立以来净值累计下跌44.72%，较业绩基准超额收益差距超50个百分点，在同类1366只基金中排名1335位，处于行业末位 。拉长时间看，其近三年净值跌幅达32.79%，而同期业绩基准上涨19.66%，超额收益为-52.45%，长期投资能力饱受市场质疑 。
与投资者亏损形成对比的是，绩差产品的管理费收入始终稳定。上述6只长期负收益产品，多数维持1.2%的年管理费率，这是主动权益基金的常规标准费率 。截至2025年末，这批绩差基金合计为投资者带来超50亿元浮亏，而交银施罗德同期从这些产品中收取的管理费约12亿元，形成“投资者深度亏损、公司稳定收费”的失衡格局 。以交银内需增长一年混合基金为例，2025年其净资产规模14.32亿元，当年收取管理费超2200万元，即便净值持续下跌，管理费收入仍保持刚性 。
这种收费模式与当前监管导向明显不符。2025年5月，证监会印发《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，明确要求建立基金公司收入与投资者回报绑定机制，推行浮动管理费模式：产品业绩明显低于基准的，适用低档费率；显著超越基准的，适用升档费率，从制度上打破“旱涝保收” 。同时，《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》规定，基金公司需将基金经理薪酬与产品业绩深度绑定，近三年业绩低于基准超10个百分点且利润率为负的，基金经理绩效薪酬降幅不得少于30% 。
监管政策的核心逻辑，是推动基金公司从“重规模扩张”转向“重投资回报”，让基金经理与投资者利益一致。但从交银施罗德的实际情况看，这一绑定机制尚未在绩差产品上落地。公司旗下多只长期跑输基准、累计亏损巨大的产品，仍执行标准1.2%管理费率，未因业绩恶化下调费率；相关基金经理的薪酬调整情况，也未通过公开渠道披露，薪酬与业绩的挂钩力度存疑 。
行业内已有部分机构率先探索费率与业绩联动机制。例如，部分基金公司对长期跑输基准的产品主动下调管理费，或设置业绩触发条件，未达标时自动降低收费标准；还有公司将基金经理自有资金与产品深度绑定，强化利益共同体 。对比之下，交银施罗德对绩差产品的费率调整滞后，与行业转型节奏存在差距。
投资者的实际体验，是行业转型的直观反映。多位持有交银施罗德绩差基金的投资者表示，长期亏损已影响家庭资产配置，而每年计提的管理费进一步侵蚀本金，“基金跌了要亏钱，不涨也要交管理费，感觉权益得不到保障” 。数据显示，交银内需增长一年混合基金2025年份额净赎回率达26.8%，净资产较上年缩水31.2%，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趋势明显 。
作为银行系基金标杆，交银施罗德的治理与风控能力一直被市场寄予厚望。背靠股东资源，公司在渠道、投研等方面具备天然优势，理应在践行长期主义、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。但目前绩差产品“高收费、低回报”的现状，不仅削弱投资者信任，也与监管要求、行业趋势相悖。
公募基金的本质是“受人之托、代人理财”，信义义务是行业立身之本。当产品长期无法创造回报，甚至大幅亏损时，基金公司有责任通过下调费率、优化投研、问责相关人员等方式，与投资者共担风险 。交银施罗德12亿元管理费与50亿元投资者亏损的反差，本质上是行业转型期“旧模式惯性”与“新监管要求”的碰撞。
未来，随着浮动费率机制全面落地、薪酬考核与业绩深度绑定股票配资资金，公募行业“旱涝保收”的时代终将结束。对于交银施罗德而言，正视绩差产品问题、落实费率与业绩挂钩、完善问责机制，不仅是响应监管要求，更是修复投资者信任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而这，也是整个公募行业回归“投资者为本”初心的必经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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